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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经纬7月3日电 题：美国“退群”对全球可持续金融市场影响有限
作者 马骏 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兼职教授、宏观与绿色金融实验室联席主任
最近，美国在气候领域的一系列“退群”行为，如退出《巴黎协定》、退出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以及在美国国内废除通胀削减法案中的许多举措，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全球可持续金融发展前景的担忧。
然而，美国退群对全球可持续金融的实际影响较为有限。美国退群之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拥有全球最大的绿色产业、绿色科技和绿色金融市场的国家，应该当之无愧地发挥更强的组织引领作用，提升全球可持续金融市场的信心，撬动和促成更多的私人部门资金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投资。
美国联邦资金退出对全球可持续投资的影响有限
据笔者粗略估计，以绿地投资为边界(不包括二级市场对绿色证券和基金类产品的投资)，目前实际发生的全球可持续投资的总规模已经达到每年约3万亿美元，其中来自中国的绿色投资约为每年1.2万亿美元。从资金构成来看，政府财政资金所占比例相对较小，仅在10%左右。在美国国内，2022年联邦政府提供的支持可持续投资的政府拨款约为500亿美元(包括给清洁能源、电动车、碳捕捉和其他气候项目的投资、研发经费与补贴)，占美国全部私人部门年度可持续投资估计数(约1万亿美元)的5%。从国际援助角度来看，近年来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动员的气候资金(包括发达国家政府提供的资金)不到1000亿美元，占全球可持续投资需求量的比例不足2%。在这1000亿美元中，美国的贡献占比不到10%，换句话说，美国联邦政府资金支持他国的气候资金占全球可持续投资总需求的不到0.2%。
上述情况意味着美国联邦政府减少在气候领域的投资，并不会从根本上动摇全球可持续金融的资金根基；即使美国通过各类国际组织和气候基金提供的气候资金降到零，对国际气候进程产生的实质影响也是有限的。
当然，美国气候政策的180度反转，也在于其对一些私人部门机构(如美国金融机构)在该领域的信心打击，部分体现在这些金融机构迫于压力退出GFANZ(格拉斯哥净零金融联盟)、CA100+(气候行动100+)等网络，某些金融机构开始在官方网站撤下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承诺宣言。由于这些情况，金融业内的一些从业人员开始担心未来可持续金融市场的发展是否还会像过去一样强劲。
事实上，可持续金融发展的真正动力并不是来自某些机构的宣誓或表态，而是绿色和低碳经济的发展给许多国家的产业、企业和就业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和实实在在的利益。以中国为例，最近几年，以新能源、电动车、电池为代表的绿色产业的增长大幅带动中国GDP增长，在产生环境气候效益的同时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技术创新和就业机会，也为金融服务提供了更大的业务发展和利润空间。这些机遇也同样会青睐所有愿意投身于绿色低碳发展的国家、企业、金融机构和个人。
因此，只要全球其他国家和政府以及主要金融机构、美国的非政府机构共同努力，更加积极、创新地动员私人资金参与到气候减缓、适应等可持续投资中，就完全可以对冲美国政府退群所带来的影响。
中国与国际社会如何合作来推进全球可持续金融发展
(一)提升国际可持续金融的兼容性和互联互通
建立有兼容性的可持续金融标准是促进跨境绿色资本流动，帮助全球尤其是南方国家开展绿色融资的关键之一。如果每个国家都自己搞一套绿色金融的界定标准，而且标准不统一，就会导致市场分割、认证成本上升等问题，从而抑制跨境资本流动。2020年，在中国人民银行提议下，中国和欧盟牵头发起了IPSF(国际可持续金融平台)可持续金融目录工作组，其宗旨就是提升国际可持续金融标准的可比性、兼容性与一致性。
另一项构建全球可持续金融市场的重要基础工作是逐步统一各国可持续披露的标准与规范。许多国家虽然表示了对ISSB(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的原则性认可，但在出台强制披露的相关要求方面显得十分犹豫，主要原因是实体经济的参与者(如企业和银行)普遍表示实施ISSB准则的难度大、成本高。在没有数字技术帮助的情况下，中国的一个中型上市公司要按ISSB来编制披露报告，成本可能在50万-100万元人民币，在其他国家的成本可能更高。如果能够通过AI(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的运用，整合全球排放因子库、强化能力建设等工作，将数据采集、计量、报告的成本大幅降低，并有效对接到金融机构，就有望说服更多的国家参照ISSB准则尽快推出强制性披露要求，从而建立全球兼容的可持续信息体系，为促成以气候信息为基础的可持续金融服务提供保障。在这个领域，中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国AI的人才占全球一半，普惠金融中数字技术的应用已经在全球领先，类似的方法与工具完全可以用于大幅降低可持续信息披露成本并赋能绿色金融。
自愿碳市场作为可持续金融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工具，可以在为全球减排提供激励机制和融资能力方面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是，由于缺乏全球统一的标准以及一些市场在运行中缺乏规范性与透明度，近年来出现了多个碳信用“洗绿”事件，严重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国际自愿碳市场诚信委员会(Integrity Council for the Voluntary Carbon Markets,或ICVCM)从2021年开始编制可以适用于全球的自愿碳市场国际准则，于2022年推出了Core Carbon Principles (CCP), 并已经成功说服了私人部门牵头的主要自愿碳市场机制(如GS、 ACR、 CAR和Verra)采纳CCP，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些机制之间的标准的兼容性。但是，ICVCM作为一个私人部门发起的NGO(非政府组织)，其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说服数十个国家中由政府发起的自愿碳市场机制采纳CCP。鉴于中国在二十国集团(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担任共同主席的身份和与ICVCM的良好合作关系，中国可以在推进全球自愿碳市场标准一致化和互联互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二)提升气候适应项目和生多项目的可融资性
在提高项目的可融资性方面，中国有不少实操经验可以分享。比如：可以把海绵城市项目中的排水系统与供水项目绑定，用卖水收入支持该项目中气候适应的功能；在设计高铁项目时充分考虑到极端气候下不会因积雪、冻胀、强风等问题而影响运行，这些气候适应功能可以用高铁车票的收入来支持；在沙漠治理中引入光伏发电、畜牧养殖、中草药种植等有经济效益的子项目，用这些经济收入支持治沙等生态修复功能；在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的周边开发生态旅游项目和生态养殖项目，为项目业主和当地居民增加收入。自2020年以来，中国生态环境部已经向金融机构推荐了166个EOD(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项目，大多都兼有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这些项目有较为先进的理念，使用创新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同时满足市场需求。应该通过与各类国际组织和推广可持续投资的国际平台合作，让这些良好实践得到有效传播，让世界各国都能受益。
另外，由于多数气候适应与生物多样性项目所使用的技术和商业模式还不成熟，项目所面临的信用风险较高，也加剧了融资成本高、难度大的问题。鉴于此，中国、欧洲、日本、英国、澳大利亚、沙特等有能力和意愿的国家和地区可以深度讨论共同发起绿色担保基金，为全球南方国家可融资的气候适应与生物多样性项目提供增信服务，降低这些项目的融资成本，吸引更多私人资金参与，提高其成功率。这个基金可以委托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来管理，也可以设在绿色气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或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之下作为子基金。参考世界银行旗下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的经验，一个良好运行机制的绿色担保基金完全可以实现财务可持续，并对投资于该基金的国家提供合理的回报。
(三)在RCEP促成“绿色贸易与投资安排”
美国政府在退出巴黎协议、减少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资金的同时，也在大幅提高对其他国家的关税，全球经济增长和供应链的稳定性因此受到严重威胁。在这个背景之下，中国和认同自由贸易的国家应该以更加创新的思路来维护国际自由贸易格局，可以将区域绿色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作为“志同道合”国家之间多边合作的一个重点。
所谓绿色贸易政策，是指在一个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中，针对绿色产品和服务(比原计划)以更快的速度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政策。关于绿色产品和服务的界定标准，建议既包括传统的“环保产品”，如用于治理污染的设备、绿色能源和节能设备等，也包括各类产生环境效益的服务(如环保检测、绿色认证、绿色建筑设计、绿色金融、ESG披露等)，同时也包括各种低碳的产品与服务(如低碳钢铁、低碳水泥、低碳化工产品、低碳农产品、低碳纺织品、低碳船运和低碳航空服务等)。笔者牵头的研究团队采用CGE(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在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15个成员国范围内实施绿色贸易政策的效果进行了初步模拟和估算，发现只要有适当的政策设计，上述绿色贸易政策可以加速区域内所有国家的低碳化进程，同时可以使所有国家在经济上受益。
(四)为全球南方组织能力建设服务
过去十年间，全球可持续金融市场的规模增加了约十倍，但大部分成规模的投资项目都发生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和中国，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金融市场发展严重滞后。导致发展中国家可持续金融体系建设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其在政策与标准体系建设、绿色金融产品开发、绿色项目设计等方面的能力缺失。因此，强化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已成为全球共识。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于2023年牵头发起的可持续投资能力建设联盟(Capacity Building Alliance of Sustainable Investment，简称 CASI)，系统性地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可持续投资方面的培训和技术援助服务。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地组织数十家全球机构共建CASI这样的国际合作平台，得益于中国自身在该领域的成功和在国际社会中建立的可信度与影响力。中国自2016年发布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以来，已经建成了全球最大的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市场，有力地支持了全球最大的绿色产业(包括新能源、电动车、电池、污水处理、固废处理等)的发展。基于此，中国可以在绿色金融领域为其他南方国家提供适合发展中国家国情和行之有效的实操经验。此外，中国长期秉持国际主义原则，主动发起和深度参与了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央行与金融机构绿色金融网络、IPSF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工作组、“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IP)以及许多双边绿色金融合作机制，提供了多项国际“公共产品和服务”，在国际社会中建立了良好的口碑和与合作伙伴的互信。未来，中国应该进一步发挥这些优势，联合更多志同道合的国际组织、金融机构、研究机构和公益组织，共同为南方国家提供能力建设，并将这项工作纳入国家对外援助战略的组成部分。(中新经纬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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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宋亚芬
